Cyan blaze

流量女权和双向焦虑

以下是基于当今社会状况做出的女性主义现状的相关分析，主要从网媒的影响和当下群众心理两方面来阐述。本人一无社会经验，二无数据分析，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当下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想理性地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可能存在不少逻辑推论或者观点问题，欢迎指正。

（一）信息网络有让情况变好吗？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情景：1949年，坐标巴黎高师，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也许这是用户名下方的标签认证）西蒙娜德波伏娃登陆脸书或者Twitter发表了完整版《第二性》。在此之前，她只是发推文表达了这个计划，或者摘出萨特写的卷首语来概括主旨（“一半是受害者，一半是同谋，就像你一样”）。某种程度上，她会非常迅速地收到反馈（让·保罗·萨特、梅洛·庞蒂、罗兰·巴特等1200人点了赞），除了正面反馈，接下来同时疾驰而来的是评论区的争论和辱骂（不会有人分条剖析她如何敌视男性，无视男女差异，破坏传统家庭观，尽管这样的批评看上去更有道理），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激进的反女权主义者，那么当下你脑子里出现的第一句话就会占满这条推文的评论区。

在以上将现代媒体代入20世纪中期法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假设中，我们还假定所有人都接触网络。也就是说，《第二性》的思想获得了更多女性力量声援的可能，然而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放到现在来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先是会有激进者在个人主页摇旗呐喊(“她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扇门”)，接着会出现更多营销媒体或者个人发文从波伏娃的思想开始一直骂到本人私生活（综上所述，这是个淫／妇、性／冷淡者、女同性恋，而她说的话是狗屎，二者是充分必要条件）然后才可能会出现一些褒贬不一，但是逻辑性较强的分析。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最后一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一个所得信息量不足的网民，当你打开社交软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群人的看法，而并非《第二性》的内容，正确反应应该是你会对这一切（无论是书还是评论）本能地产生警惕，前提是你具备完全理性。然而事实完全相反，网民群体并不理性，排除那些本身就立场明确的人，其他脑海一片空白的网民会迅速倒向两个阵营的某一方。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借助网络媒体，《第二性》的影响范围会显著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获得更大比例的支持或者反对。真正不同在于结果——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最终都只能记住只言片语，而并不会真正关心它到底想讲什么。波伏娃和她的女性主义长篇大论将会在几天或几周之内迅速冷却，它们的意义将会不多于社交平台上一个小小的流量波峰。

这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假设，但是足以反映出很多问题。我们只要把这个假设带入到当下，就会意识到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正在以何种方式被网络媒体引向歧途。在这个一切皆可流量的时代，没有什么关注度较高的话题能从被争论、被贴上标签，然后被遗忘的循环中幸免。贴标签本身没什么，不对的是乱贴标签；遗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什么能真正留下来。


有人认为网络平台的女性主义呼声本质上是一场“茶杯风波”，发声者集中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女性，网络之外，生活中依旧充斥着各种性别压迫和政治不正确，位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村妇女、低收入女性背负着最深的痛苦和剥削，这些境遇亟待改善的群体反而是沉默的大多数。由此可见尽管网络已经展现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度和推广度，它的作用仍然很局限，局限的根源在于触及网络媒体的主体。除此之外，这种传播媒介还会产生副作用——出现了问题后（这里不举实例），总有一部分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探讨问题，解决问题，而是借着“女权”这个社会热点贩卖焦虑以便从中分一杯羹；还有一部分人干脆将其当成情绪的宣泄口，完全没有经过大脑理性过滤的渣滓可以毫无阻拦地喷溅到屏幕上。不管有意无意，这些行为本身已经分散了信息接收者的注意力，一场风波过后，还剩下多少人能冷静下来思考“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打开浏览器搜索女性主义，下方会弹出“田园女权”“女权癌”“女权主义危害中国”这样的标签。三观正常的人都能够判断出当下一些网民或者营销媒体的不当言论（女性权利至上，男性应当忍让女性）经不起推敲，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外化，但这并不能阻止女性主义因此被误解、被标签化。女性主义并非焦虑的代名词，但在流量浪潮的催化下，提到女性主义势必会引发群体性焦虑和不适感。网媒时代看似有效地揭露了每一个恶性事件的真相，放大了女性主义者的发言权，但在较低平均素质的作用之下它只是缩短了人们消化信息的时间，限制了每一次争论所能触及的深度，从而间接削弱个人思考的意义和价值。这并非网媒本意，也并不能由此狭隘地判断网媒的发展趋势是消极的，归根结底还是当下网民理性的缺失挖掘了它潜在的副作用。至少从追求女性权利的声援上来看，网络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本应发挥的作用，在如今相对开放的信息化社会，当下女权的发展境遇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乐观。


（二）焦虑感从何而来？
 以上我们多次提到了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焦虑“，网媒放大了这种焦虑，但它显然不是其产生的根源。那么，这种焦虑感从何而来呢？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提到平权，似乎只有那些功成名就的女性拥有发言权，有权力站出来成为所谓的统率。事实上并不是自身条件赋予她们声援的能力，而是只有她们站出来讲话，才会有人听。现代社会需要这样激情澎湃的励志故事，去引领电视或者报纸前的女孩立下“我也要像她们一样”的志愿，同时告诉男人“女性可以做得一样好”。然而当女孩们真正步入社会，就会意识到就业歧视仍然非常严重。生育问题，家庭和事业的权衡，这些东西也是面试者和上级领导精打细算考虑在内的，为的是最大程度上保证企业的工作效率，这一点很不合理，至于怎样解决则又是个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的过程。当今社会女性的焦虑在于：对社会环境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个人努力和所得机遇不成正比，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就业歧视；更隐蔽的焦虑则表现为: 如果我成为了家庭主妇，我就会丧失一部分社会性和话语权（这与上方的女性平权宣传方式相对照，其实印证了其并不完全合理）。

 反女权主义者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男性的焦虑感——其实并不在于平权社会男性会丢失工作机遇，会失去男权语境下的某些“特权”。他们的焦虑感更为直观：我作为男性，承担的社会压力更大（比如结婚的时候被要求有房有车，婚后又被要求承担大部分的经济负担），我时刻被要求具有“男性气质”，但是当今在一些所谓的“女权主义”口中，我还是被一榔头钉死，我要被喷被骂。被谁要求呢?根深蒂固的社会刻板印象。所谓的“女权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今讲的一些“伪女权”，或者干脆就是一些价值观问题不大但讲话戾气重的人。拜这些人所赐，真正的女权主义被贴上了很多消极的标签。而这些“伪女权”的出现，则是当今女性在不平等两性关系的倾轧下极端的表达方式和爆发口。由此可见，人们的焦虑感最终成为了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



社会关系如同弹簧，外力压制其中一端，就必然有另一端承受着等同的压力。对于如今女权主义语境下的两性关系来讲，这个外力很复杂，有历史遗留因素，有新出现的问题，或者说弹簧自身就负有一部分责任。平权的目的从不在于激化矛盾、加深焦虑感，也从不在于消除客观差异。当下人们焦虑的根本来源在于：社会刻板印象的作用下自主选择权的缺失。那么女权主义的方向和根本目的在于：让更多人有更多的选择。

未来应该是这样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你可以选择成为家庭工作者，也可以去为了事业奋斗，你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失去机遇，你可以充分发扬自己的个性而不会被人指手画脚。无论是怎样的选择，你都会被给予充分的尊重，都不必担心丧失社会性和话语权，因为选择本身是平等的，坚持差异也并不意味着做出牺牲。

这么讲确实过于理想化。其实无论是男女平权还是其他方面，一个真正公正合理的社/会应该在明确原则的同时，具备足够的包容度，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意识到问题本身是很重要的一步。